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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文化•時事歷史報簡介/舊報明細寄送本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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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 四 出刊.2018.07.05
 
本 期 目 錄 簡介/舊報明細
第一章 重慶,與時際會的城市
中國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國民政府二戰時期的災難紀實 

第一章 重慶,與時際會的城市

重慶,與時際會的城市/Chungking, a Point in Time

重慶,中國的戰時首都,沒有被標注在任何人的地圖上。那個被稱作重慶的地方,是個昏昏欲睡的寧靜小鎮,座落峭壁之上。峭壁從揚子江(3)上的雲霧中升起,劃破天際;只要揚子江持續流入太平洋,這座江上城鎮就會永存著。

(3)譯注:即長江,不過長江自江源至宜賓各段有獨立的名稱,而宜賓以下則是狹義的「長江」,幹流江段各有別稱,其中宜賓至宜昌又稱「川江」,枝江至城陵磯又稱「荊江」,安徽省內江段又稱「皖江」,南京以下至長江口的江段就稱為「揚子江」。

歷史上的重慶,是一座與時際會的城市,一個超出地理含義的臨時居所,像慕尼黑和凡爾賽一樣,是成千上百人共同分享過的插曲,這些人心懷著中國的宏偉,懷著守住家園抵禦日本人的滿腔熱血,共聚在重慶牆邊的陰影之下。這些人來自各方,大人物或小人物、高尚者或墮落者、勇者或懦夫,他們在此聚集過短暫的片刻,戰後全都返回老家了。倫敦、巴黎、莫斯科和華盛頓仍是關鍵大都市,是發號施令和下達決策的中心,那些名聲響亮的人們也依舊生活在那,老朋友依舊在熟悉的老地方會面。但重慶的功能只屬於戰時,是與時際會的地點。如今城市已逝,而它在全中國一度燃起的偉大希望和崇高承諾,也跟著一塊兒死去了。
歷史讓重慶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因為不論從傳統、邏輯或是緊迫性來看,都是唯一的選擇。過去幾百年來,重慶因為是內地關鍵省分中的關鍵城鎮而聞名。中國的大江—揚子江,被華中和內地的狹窄岩谷擠壓,一分為二,而峽谷上的第一大城重慶,是座會讓那些想以武力溯江西進的敵人眉頭緊皺、堅不可摧的堡壘。它在商業和政治上稱霸四川省,而四川則統御著整個華西。四川(名為四條河川)是一塊巨大的三角洲,面積和人口都勝過法國和英國。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它位於嚴峻高山的屏障內,自成一國。冬天溼潤而寒冷,夏天則潮濕而溫熱,中國最豐富的礦藏和最饒沃的土地都在它的群山之內。四川滋養萬物,而且生長良好,盛產糖、小麥、稻米、橘子、杜鵑花、罌粟花以及各種蔬菜,中國有句俗諺說:「四川物產豐富,是天府之國。」
四川的僻遠和自足,讓整個省遠離了國家主政,它以神祕、遙遠國度的姿態出現在傳說和歷史故事中。其實,正是四川的落後,成就了它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直以來,四川人都是最後才歸順於新王朝,是北京最難管轄的地方。而前仆後繼反抗外來政權的力量,也總是蓄積於四川的人民,他們是抵抗災難的錨石。以一九一一年反抗滿人的共和革命為例,這場繼而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釀成世代的轉換,並從中誕生出現代中國的大革命,就是從四川爆發而進入華中。可是在那場革命之後,四川再度被冷落,獨自度過漫長的二十五年。四川不刻意追求革命,卻陷入了混亂之中。四川軍閥的部隊,拖著疾病和恐怖,跨過一個又一個的山谷,將所到之處摧毀殆盡。在政府的舊有制度失去效力之際,軍閥們全然掌控了農民的生命,並且開始那史無前例、可笑又野蠻的征戰。這些軍閥都是有聲有色的人物,他們歡快地跟眾多小老婆住在豪房裡,以鴉片買賣養胖自己,從農民身上強索稅收,有時預收多達五十年,並從原有地主身上強取土地來增加自己的地產,藉此成了地產大亨。他們財富充實,洋溢著傲慢。
一九三ま年代中期,一個名為劉湘的大軍閥,仿效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方法,用欺詐和武力征服了其他軍閥;一九三七年,當日本人攻進華北時,坐鎮重慶的劉湘將軍以穩固的半封建式網脈將四川聯合起來。在這樣的軍閥聯邦制度下,地下組織沿著河谷遍地開花。這座散發著鴉片味的城市裡,霍亂、痢疾、梅毒和沙眼,腐蝕著人們的健康。城裡幾乎沒有工業發展,教育更是原始,全省五千萬人,僅有兩間所謂的大學以及一所一流的傳教大學。華西的農民跟他們的父親、祖先一樣在土地上工作,他們的眼界最遠只到下一個市鎮。當日本侵華時,四川的軍閥全都百分之百地擁戴蔣介石,但在他們不尋常的思維當中,他們與蔣介石的盟友關係僅限於共同對抗日本人,不代表他們交出了自己的獨立,也不代表他們從屬於任何人的命令之下。當日本人長驅直入內地之時,四川省接收了各地來的難民,重慶則成了臨時政府。
這個被中央政府接管來當流亡之家的城市,即便在中國也是一個為人所知,極不適合生存的地方。重慶的一年之中有六個月處在雨霧的壟罩之下,巷弄滿是爛泥。加上重慶位於揚子江和嘉陵江的交會之處,如同舔食著陸地的舌頭,洪水季時水位會從六十英尺漲至九十英尺,每年都會把沿著江邊蘑菇般蔓延生長的搭建棚屋沖刷殆盡。重慶的經濟結構由數千個農村構成,這片土地供應農人稻米、肉類和蠶絲,帶來紗線、衣料和煤油。它是一個農村都市,聲音和氣息都像一個龐大的封建村落。古老重慶的城牆,從江流匯合之處延伸到陡峻的山脈之巔,環繞了整個半島,進入城市腹地的開口位於山頂之上。當地人說這個城牆大約建於五百年前,現在幾乎原封不動地佇立在那,九座大城門依然是交通運輸之要道。一九三九年,當重慶開始被轟炸時,其中一座城門每晚都還是由守夜人看守著。九座城門裡,有八座敞開於峭壁之上,俯瞰著大江,第九座則是陸路通道,稱為「通遠門」,也就是「通往遠處的門」。古代的驛道都是從通遠門離開重慶,沿著山谷通往成都,再從那裡爬上北方群山前往西安,然後迂迴曲折地抵達北京。現在通往華西的主要公路,在離遠通門一百英尺處貫穿了城牆,但乞丐們依然聚集在古舊拱門邊的陰暗處,而販售鞋帶、橘子的小販們,依舊倚在斑剝損壞的石階旁。
在戰爭打進以前,牆內的一切就是重慶的一切。二十萬人全擠進這個貧瘠的區域中,只有少數的有錢人在城鎮幾英里外擁有占地廣大的私宅,諸如軍閥、大銀行家或富裕的地主。城牆內彷彿不受時間影響,抗日戰爭之於二十世紀的到來,不過是幾十年前的事,第一輛人力車在一九二七年才出現,它們都是新穎、新奇的事物,就像那兩條新建的公路一樣。一九三一年第一個公用電話系統建成,一九三二年有了全新的自來水系統,而二十四小時的供電服務則在一九三五年才開始。隨後在本世紀之初,第一艘動力輪船於揚子江逆流而上,但日後不再多見。
重慶上千條的巷子,從兩條主幹道延著山坡放射出去,它們蜿蜒曲折,經由階梯下降,幾世紀以來已被草鞋踏到光滑無痕。本地四川人在這些巷弄裡已經住了上百年,他們避著下游那些世俗的中國人,對他們抱持著戒心。這裡的巷子狹小,被黑暗的斜影劃過,在起霧的日子,看起來就像灰白霧氣中的通道,其中有些窄小到穿越時,雨傘能接到兩側屋簷滴下的水珠。苦力們帶著水桶,搖搖晃晃地穿過泥濘的階梯,前往那些供水系統無法觸及的邊巷,而他們傾倒汙水和垃圾的河流,卻也是他們取用飲用水的來源。入夜後,家裡會點起油燈和蠟燭。當人們病了,有些人會前往三家優良的傳教診所或醫院,但更多人會選擇尋求中醫,用神祕配方調配治療藥物,配方從麝香到孩童的尿液,什麼都有可能。把一隻活生生的公雞綁在屍體的胸口,藉此來驅靈,是他們對抗感染的方法。他們頭戴染灰的頭巾—看起來就像回教徒的特本—是一種十六世紀時用來哀悼民間英雄逝世的遺俗。女人們在跟鄰居聊天的時候,會當街餵養嬰孩,還會直接把孩子抱到排水溝上解便。
舊街上滿溢著美好的古老聲響—嚄嚄叫的豬、嚎啕的嬰孩、嘎嘎叫的母雞、婦女的八卦、男人的喊叫,以及苦力從河邊貨船上把貨物搬上城腳時,那永久傳唱的同一首曲調。
賣布的人擔著貨物,一邊走,一邊有韻律地敲著一塊木頭,宣傳著自己的商品。雜貨擔販把貨物裝在一個小方箱子裡,背著走,一件一件大聲念著貨物的名稱。晚上挑糞的人也自己有一套唱法。賣銅傢伙的也有一套—小鈴子、小刀、剔牙仗、挖耳器,通通掛在一根長桿子上搖來晃去。負責將舊棉被翻新的店鋪裡,工人們敲打著一根顫動的弦子,彷彿低音提琴的伴奏,一會兒深入棉花中發出鼻音,一會兒響亮起來,再一會兒又埋在棉花裡發出嗡嗡的鼾聲。

一九三九年,這個古城附近,新的戰時首都出現了。蔣介石選擇重慶為首都的原因與歷代征服者相同,都是因為它在地理上的關鍵位置。華西所有的交通線都以重慶為中心匯聚,公路通向東南、雲南、成都及北方。許多河流在湧入峽谷之前先在重慶匯合。比起其他城市,蔣介石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利用重慶運送較多的軍需品和援軍到前線去。不僅如此,重慶還有別的優點—它有名的冬霧能將城市包覆隱藏起來,一年有六個月的時間,讓日本的轟炸機難於轟炸,而它的山崖可以挖建世界上最堅固的防空洞。
從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春天,那些被日本人趕跑的政府人員,有的衣衫襤褸,有的是烏合之眾,還有的是貴族,紛紛來到重慶。政府機關大陣仗的轉移陣地至此,他們有人坐公共汽車或小轎車、有的坐卡車或黃包車、有的坐船或是步行。小販、店老闆、政客都在長途跋涉之後定居該城。該城二十萬人口在幾個月之內增了一倍多;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武漢陷落之後的六個月內,該城人口接近一百萬人。舊城擠得水洩不通,大街小巷充斥著莫名的欣喜氣象。這就好比美國肯塔基州小鄉鎮裡的鄉下人,突然要招待最顯赫活躍的紐約人、德州人和加州人一樣。
新的建築物像真菌一樣擴散。四川沒有鋼,因此他們把竹頭當作梁柱;釘子少,竹條就用來固定梁柱;木頭也少,只好把竹頭劈開,編成牆壁。最後,這東倒西歪的小盒子似的東西,四壁塗上泥,上頭再用茅草或瓦片一蓋,就是房子了。在這些草屋裡,住著「自由中國」的信仰者,這些公務員們大可以回去和敵人合作,過上更舒適的生活,但卻選擇待在重慶—因為國家需要他們。城裡滿是新店鋪和新招牌,每家店鋪都標著老家的地名:南京帽莊、漢口洗染公司、蘇州糖果店和上海修車廠等等,各都有幾十家。這些難民各有其飲食口味,四川的飯館無法一一滿足,因此出現了各種飯館,各家都標明自家的特色。各地的飲食習慣從沿海地區跟隨難民一起進到內地來。骯髒、草率築成的棚屋內,你可以買到福建魚羹、廣東點心、湖南辣子雞、北京烤鴨。在戰時的幾年裡,重慶內有錢奢侈的人漸漸多了,店裡可以吃到山珍海味,和皇帝時代一樣好—只要出得了錢。中國各地的方言在重慶混雜一塊,變成一種奇怪而快樂的叫囂,充斥著噪音、懶洋洋、不連貫或粗魯的聲音。外國人以生澀的國語問路,很可能會問到一個廣東人,對方的國語甚至比他更不行。政府機關的官員們發現,和某些同事以紙筆溝通反而來的方便,四川的傳話員很難懂得他們所說的話。
重慶沸騰、擴大了。它溢出城牆到達市郊以外,吞沒了稻田和荒野。政府為街道訂定新的名字,民國路、民生路、中一中二中三路等,所有這些聽上去堂皇漂亮的名字,出現在官方文件和邀請函上。但黃包車夫可認不得這些。當你接到一份邀請函,就得立刻將它譯成舊的四川話,讓黃包車夫聽懂你是要到觀音岩、七星崗,還是陝西街、白象街口。
這裡的難民和流亡者,落定後不久馬上認定重慶是個令人厭惡的地方,而最惹人厭的部分,就是重慶人。與政府一起到長江上游的下江人,把四川人當作某種奇妙的次等居民。雖然重慶的銀行家楊氏兄弟,是屬於有錢的貴族階層,可是一般的四川人,頭纏骯髒的白布,說話像在唱歌似的,圓滑如啼聲,態度則是一副沒精打采、要死不活。甚至在連沿海最落後的人眼裡,四川人還比他們更落後些,畢竟沿海的人還有見過電車。在另一方面,本地人卻視下江人為闖入者或外國人,應該要被處罰、榨取和譏笑。外江人的大量湧入使物價高漲,這更加激惱了他們。重慶一直以來不大受西方文化影響,它仍死守著舊觀念,結婚依然是由父母作主,丈夫第一次遇見妻子,是在結婚的那一天。重慶看不慣下江女孩子唇上的口紅,她們頭頂的捲髮,年輕男女在公共的飯館裡一起吃飯,使它大為震驚。
那些剛到的人,也許會發現這裡的天氣甚至比人更惡劣。重慶只有兩個季節,兩個都糟糕透頂。從初秋起至暮春止,霧和雨滴滴答答,籠罩全城的潮濕和寒冷,占領著每戶人家。大街上的泥巴有好幾寸厚,人們把滑溜溜的泥巴從寢室帶到辦公所裡,又再帶回家去。除非有機會探訪少數有煤爐的現代化人家,否則怎樣也逃不掉潮濕的寒冷。居住地擁擠不堪,逃難人家捲縮在偷工減料的茅屋裡,只能在炭缽上暖暖自己的手指,要不就只能早點熄燈上床。大家發顫到夏天來的那一刻,夏天一到,熱氣就來了,太陽曬得人發昏。全城覆蓋著塵土,塵土之厚,像冬天的爛泥一樣。而濕氣沒有隨夏季而來遠去,讓人整天渾身是汗,而那針刺似的熱,殘害著皮膚。走上一點點路如同遠征一般,走長路簡直是酷刑。成群結隊的臭蟲出來了,綠色的小蟲在飲用的水裡游泳,四英寸大的蜘蛛,在牆上爬行。有名的重慶蚊子也來了,美國人說,這些蚊子是三隻一組出動工作的,兩隻揭開帳子,第三隻就嗡嗡嗡地進去咬人。熱到肉都腐爛了,水更是永遠不夠。痢疾肆虐,躲也躲不掉。
在濃霧之下以及酷熱之中,這戰爭的六年間,發展出近乎荒唐的各種生活方式。中國社會的所有各階層,在其各個發展階段,都混雜在一個城市裡,這個城市的主要性格,由誇張、瘋狂和妖媚湊合起來。政府宣布燙頭髮是非法的,上海和香港女人依舊偷偷的違禁燙髮;政府宣布抽鴉片是非法的,本地船夫和腳夫照樣偷偷的違禁抽鴉片。富人的幾輛汽車在大街上狂叫著走,閃著成群的豬和破爛不堪的黃包車。天旱時節,許多人頭上插了綠葉,排成一隊向神道求雨;傳統的婚禮行列,領頭的是飾有紅布的花轎,愉快地在號召人們紀念航空節的牌樓和標語橫幅之下走過。重慶城總是浮動的著各種氣味,香的臭的都有。栗子攙在砂粒裡放在炭火上炒,風一吹,帶來草藥店裡微微的甜味。在夏天,陰溝裡面人的尿屎惡臭,與摻著油煎、香料味的食物香氣混在一起。
外國人、流亡者和四川人有一項共通點,那就是陌生之感。沿海來的流亡者對時間和空間都感到陌生。他們從海岸向中國內陸撤退,每後退一步,就和不久以前才剛脫離的民族古老傳統接近一步,他們到達重慶時,就像重回了封建時代。重慶本地人對於時代也是有陌生之感的,新的世界走到他們身上,他們不能理解。
重慶首度遭大轟炸的那一夜,四川恰巧遇到月蝕。據中國的民間傳說,月蝕是因為天狗吞月,只有敲打銅鑼才能把天狗嚇走,使它不致完全把月亮吞掉。五月三日空襲至五月四日空襲之間的夜裡,救月的銅鑼通宵地敲打,銅鑼響徹城中,與火爆聲及許多受難者的哀痛之聲合成一片。

大轟炸促成重慶的偉大,也將各地參差不齊的男女融合成一個社會。重慶是一個不設防城市,它的高射炮幾乎毫無用處,在日本開始對該城大轟炸的時候,炮筒的膛線因為用得久,全磨光了。這裡沒有雷達,也沒有任何能稱作是空軍的東西。居住地擁擠得可怕,房屋由易燃的材料建成,救火器具和水源缺乏,就算有也等於沒有。能對付日本飛機的只有三件東西:城內崖石之間的大山洞,還有中國人機靈而快速架構出來的防空制度,以及人民不屈不撓的意志。
轟炸在一九三九年五月開始。當年秋天漢口淪陷之後,日本人等了幾個月。他們向蔣介石提出議和以及奴隸條件,但都被否決了。所有的大城市都落入侵略者手中,七零八落的中國軍隊,無助地散布在蒙古至廣東一線的山嶺上。日本人覺得中國早已一蹶不振,剩下的,只是以火焰來懲罰依然頑強的中國政府,逼他們面對眼前必然的失敗。這項任務,日本人交給空軍執行。四月底,當冬天的霧在重慶周圍消散,日本飛機來了。兩次的空襲劃下新的時代,第一次空襲剛過去,第二次緊接著就來。第一次空襲發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破壞不大,炸彈多半落在長江的水裡。隔天的二次空襲才是真正的大災難。轟炸機從北面的暮靄之中飛出,泰然自若地排成整齊的隊伍,一個連著一個穿過舊城的市中心區。發揮不了作用的高射炮彈在殷紅的天上苦尋彈道,在空中爆成一片粉紅色,但永遠也打不到,永遠只打在轟炸機隊的後頭。
炸彈投下的恐慌襲擊了重慶。屍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數十萬擠不進防空洞的人們,當地人被這些景象嚇壞。但更讓他們恐懼的,是那些過去前所未知東西—來自未來世界的轟炸機,那些轟隆靠近地面,沒有任何傳統民間信仰能解釋的新式飛機。日本的燃燒彈引起十幾處小火頭,在一兩個鐘頭之內蔓延成火堆,永遠吞滅了那些古老的街巷。在後街、小巷以及彎彎曲曲的弄堂裡,數千男女被火燒死,無法搶救。許多古廟的別緻圖騰,被身後火海一映,與暗夜形成強烈對比。大火製造的一切混雜聲音,由於古城的坍陷,顯得更是強烈—木頭折裂、嘶叫、人們的呼喊,還有木板和竹子搭成的陋屋在猛火之中溶解時,竹節不時發出的折裂聲。
人群從那條通往郊外的主要街道上湧去。恐慌透過沉默散播開來—晦暗光線下一張張緊繃的臉、身子挨著身子地推擠碰撞、嬰孩的啼哭、婦人的悲泣、男人靜靜地坐在土堆和石塊上。飛機已經走了,人們剛從現代世界逃離出來,那個世界是他們理解範圍內最令人膽裂魂飛的事。他們在爆炸發生的那一剎那間,帶著奇奇怪怪的東西奔逃:有的人帶著活雞,有的人帶著家用物品、被褥、茶壺,或親人的屍體。這一大隊人快速地走入田野的黑暗中,雜亂的腳步在塵土之中翻滾,連綿不斷。有時轎子、黃包車、軍用卡車或漂亮的小轎車擠入人群,人們就退開來讓它們過去,讓完路行列又合攏來,繼續拖著疲憊的步伐急速向前走。

起初,重慶缺乏對炸彈的應對能力。他們曾經只是拜神求雨的農人,他們向矮胖的彌勒佛以及其他各種家神祈求的,不過就是風調雨順與日常必需品,突然要面對那些配有引擎的怪物從天上丟下來的死亡,完全招架不住。如果日軍馬上再來幾回這樣野蠻的空襲,重慶大概會就此垮台。政府猶豫了幾天後打算再向後撤退,退到四川的內地去。這一星期裡,街上不大有人,馬路上散布著瓦礫堆。沒想到轟炸機竟沒有再來,原因不明。差不多過了一個月,日機才恢復空襲,這時的重慶已經喘過氣來了。不過,首次轟炸後的幾個星期,街上閒蕩的人心有餘悸,如果稍微受到一點兒驚嚇,便以為聽見空襲警報聲而奔跑起來,別人看到也跟著跑,最後幾千人爭先恐後的擠入防空洞,其實方圓百英里之內並無敵機。到仲夏時,這種頻繁出現的虛驚也不再發生,重慶在恐怖之中安頓了,就這樣忍受了三個夏季的轟炸。人們學會信賴兩樣東西,空襲警報制度和防空洞。
警報制度的建立,顯現出中國人的機智敏捷,這制度透過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貢獻的一些意見再稍加整飾。陳納德是美國的航空專家,在戰爭中一直是中國政府的高級航空顧問。警報制度的功用,是要通知重慶轟炸機的到來,判斷來者是偵察機還是轟炸機,以及可能抵達重慶的時間。日軍主要轟炸基地在漢口,中國的間諜在漢口守望日機的出發,一看到,就打電話通知藏在市內的中國電台。這些電台就從漢口報告中國前線的電台,在敵機還沒有到達飛行高度的時候,重慶早已得知敵機在途中了。中國沒有雷達從空中探測來襲敵機的高度、方向和數目,但他們在中國的邊界上派駐數千個兩人一組的觀察哨。
重慶最初使用的是極為陽春的警報器,當敵機溯江越過四川省界時,會發出警報聲響,此後各項功能大幅改善。政府在市內山頂及山腰各處,設立絞架般的柱子,當警報一響,柱子上便升起一個巨大的紙燈籠,代表離敵機來襲還有一小時路程;若掛的是兩個燈籠,代表敵機近了;兩個燈籠突然降落,意思是「進洞吧,他們來了。」綠色的長燈籠是警報解除的記號,在夜裡,燈籠裡會點上火。他們不實施半滅、暗、全滅的燈火管制,日機若出現在五十英里之內,電力廠會直接拔掉總電源,使全城陷入死寂—電燈、無線電、電話、機器,什麼都不動了。在空襲時,如果憲兵看到窗戶裡有光、香菸頭的火,或是手電筒閃爍,會乾脆直接開槍。
警報網以重慶的防空洞制度為基礎而設計。重慶城建築在峻峭的山岩上,他們把崖石鑿開,挖成大小道路以及各種洞窟,有的山洞長達一英里半。挖防空洞成了重慶城內的基本行業之一。整個冬天,工人們有韻律地揮槌鑿山,唱著歌,黑炸藥炸開山石之聲,是城市內習以為常的聲音。鑿掘出來的石頭,用來鋪築新的道路。每個政府機關都有一個近便的防空洞,各機關搶著要建造最大、最乾燥的防空洞。機關內每人都有一張入洞證,憑證才可以攜帶他的太太、小孩、母親、父親以及親戚入洞。人們都信任自己的防空洞,數年的轟炸期間,掘得較深的山洞頂多只有兩、三座崩坍,加上有掛燈及警報制度,在危險逼近之前躲進防空洞的時間總是足夠。
重慶就此衍生出全新的生活型態。比起過去任何時期,人們更常需要居住在工作的地方,突襲式的轟炸讓行動受到限制。各機關都蓋起宿舍,宿舍大部分住的是職員及其家屬。訪客一進中央廣播電台那宏偉的大門以後,就得彎著腰走過一堆晾著的濕漉漉衣服。行政機關的堂皇門階上,孩子們在嘰嘰咕咕地玩耍。一切東西,從機關的檔案到職員的衣物,平日都打包得好好的,以便警報一響能飛速衝進防空洞。日常辦事還得視天氣而定,需要走得遠的事務,要留到陰天處理,若看似要出大太陽了,人們就必須在天亮以前起身準備長征,以免空襲來時趕不到防空洞。重慶官員和民眾們的態度值得讚許,他們大方地接受一個事實:在夏季任何出太陽的日子,他們都隨時可能會被炸死。大家都口渴,每個人都睡不好,無論誰都在塵灰之中走路,全部都要蹲在山洞裡。他們開始自傲了,開始景仰四周所有同受苦難考驗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穿西裝的中國人和穿藍布衫的中國人彼此都是同胞。
政府的唯一資源就是它的人民,在這雖然短暫,但沒有外界援助的孤立時期,政府知道他們必須依靠人民,而且要給予人民領導權。也因此,人民領導的精神充滿著高尚理想和自我犧牲,當時重慶的英勇事蹟,在歷史上留下了漂亮、精彩的一頁。當時重慶市長叫作吳國楨,是一名胖呼呼,受過美國訓練的知識分子。他在轟炸時,指揮城內各項生活應變救急,做得比誰都好。當天空在空襲,他卻在戶外衝來衝去,以令人敬佩的個人勇氣指揮救護以及救火。他是委員長的親信之一,他個人的性格品行,激勵了所有人。敵機若轟毀掉一大片地方,他便馬上再弄出乾淨的新街道來。不過,吳國楨的名聲後來漸漸低落,因為他向戰爭將結束後瀰漫重慶的厭世和投機主義屈服,而且是比別人更嚴重的屈服了。
五月初到九月底,熱氣壟罩在重慶頭上,日機隨心所欲地折磨著重慶。一九三九年時,它們的主要戰略是夜晚突襲,一九四ま年它們大多在白天來襲,一九四一年則花樣多變,日夜都來,使人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經常蜷縮在汙臭潮濕的洞裡。水管炸斷了,電力系統破舊了,可是全部缺乏材料修理。店裡幾乎什麼東西都買不著,農民也不大願意冒風險把食物運進這座死亡之城。

重慶的傷疤是它的榮譽的徽章。炸毀的店鋪、燒平的大片土地,新房子的竹和泥的殘骸,都是戰爭中的傷痕。採訪重慶人時,常被他們帶去看這些東西,這些英勇的證據。苦力挑水,要挑到離河邊數里之遠的地方。市內最好的旅館會供應客人洗澡,洗澡水摻著一英寸泥,一英寸水,而這可是莫大奢侈。有的屋子裡裝設稍微現代化的廁所,廁所裡有個盛水的木桶,可以用泥水沖掉髒東西。一個人一天能用的水量通常只有一錫盆那麼少。早上才將身上的臭蟲擦去,到了中午和晚上,繼續用同一盆水,一天用到最後,能把漱口水吐在盆內,然後在門口倒掉,真是令人鬆下一口氣。人們因為不太有機會洗澡,滿身散著山羊臊味,但誰也不介意;他們穿著好幾個星期沒換的舊衣服,根據不同的季節,衣服上可能滿是泥漬或是汗漬。馬路上堆得亂七八糟的電線,是電話系統殘留的零件。有時接連好幾天沒電,因為電線炸斷了又修,修了又被炸斷。垃圾堆滿在陰溝裡發臭;炸彈坑裡的蚊蟲滯留著,瘧疾因此流行。痢疾越來越厲害,霍亂、麻疹還有一種討厭的腸胃寄生蟲也是,連小傷口都會腐爛成頑疾。支離破碎的房屋裡,居住著老鼠,牠們依賴廢墟之中的東西過活,吃得越來越肥,看起來越來越討人厭;有時,老鼠放肆到會群聚在你的腳邊。據報導,有老鼠咬死過小床上的嬰孩。
從沿海跟隨政府來的人,發現自己被夾在轟炸和通貨膨脹之間。他們渴求食物、衣物、和溫暖。一家人如果能在陋屋之中找到一間居所,就夠幸運了。未婚的低階公務員只能擠在政府宿舍裡,一小間起碼塞著四個人,他們拿一條薄被當作被褥,這薄被的功能不過是使床上的鐵絲彈簧不那麼扎人而已。大部分的家庭和辦公廳是不生火的,公務員們白天穿著大衣哆嗦,晚上蓋著大衣當棉被。物價每天每天地漲,薪資越來越跟不上物價。政府有鑑於此,每月發給公務員幾包米,並以平價發售最低限度需用的粗布、油、鹽和柴,這些基本的東西保障了生活。月復一月,鈔票價值越來越低,低至整個月的薪水可以在一晚的宴客場合花掉。政客們有時會公宴,對人們來說可是天下好事—終於可以多吃一些。
一九三八年或一九三九年來到重慶的人們,沒有一個預料自己竟會在重慶逗留一、兩年以上。時光流轉,這群人變成中國各省風光的超級大雜燴。把太太留在上海和廣州的男人們,也許另外娶妾,或將太太接過封鎖線來團圓。孩子出生後,父母們當掉所剩的家產,購買奶粉和維他命。從前把孩子送進沿海較好的學校的家庭,如今眼看著孩子在寒冷,兔園一般過度迫窄的地方受教育。孩子長大,說著圓滑如啼聲的四川方言,讓父母聽得耳朵脹痛。鐵路和電車裡創造出不少奇異的愛情故事,和政府一起西進的青年們,在普通情形下,應該是在沿海自己的圈子裡找對象,或者由父母安排門當戶對的婚姻,現在大環境奪去了一切。北平籍的男孩子與四川女孩子結婚,上海家庭裡的女兒嫁給廣東人。這是很奇怪的姻緣,戰爭結束時,有一個可愛的廣東女郎,丈夫是上海人,暫時被留在重慶,她則由政府機關先送去上海,她說:「我丈夫交給我一封要給他母親的介紹信。聽說她是個觀念守舊的人;我沒辦法和她溝通,因為我不會講他們的方言。」
跟隨政府來到內地的千千萬萬人,要是當初留在沿海吃日本人的飯,大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日本傀儡政府給的薪水,要比重慶政府高上兩、三倍,家庭需要的舒適也不缺乏。但是在轟炸期間,在中國單打獨鬥的時候,小公務員之間卻從來沒有出現任何想臨陣脫逃的聲音。意志薄弱的人早就隨著傀儡頭子汪精衛,在轟炸開始之前逃之夭夭,其餘沒逃的人是打算留到底的。在內閣、高級將領和大官之中,有些人會和日本的治安官眉來眼去,但在低階公務員之中,他們所持的基本信念:虔誠、紀律和希望,卻堅如磐石。
政府常常派人坐夜班飛機到英國的屬島香港。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夜裡飛越日本占領地,清晨抵達香港。你在傍晚時分離開骯髒的重慶,只要六個鐘頭,就可以在空中俯瞰香港,閃閃發光像顆黑暗之中的聖誕樹,它的柏油馬路和路燈,彷彿金光閃閃的緞帶,一直延伸到山頂上。早上你置身一家旅館裡,有乾淨的毛巾和流不盡的水,只要電話一打就能享受各種服務。重慶缺少的,香港一應俱全。輪船從香港出發前往上海和天津,前往留在故土的家人。但當中國孤獨地撐著的時候,即使勝利的希望微乎其微,飛到香港去的人們,總是會回來和政府一起扛下抗戰的擔子。

回顧太平洋戰爭後的重慶,以上述這種澎湃激昂的情感描寫,似乎顯得怪異。因為在戰爭接近結束時,重慶變成一座悲觀厭世之城,骨子裡都是貪污腐化的。早期轟炸之中的重慶,其真實情況,比外國記者向外界大肆報導的傳奇英勇還要更為複雜。這些外國人與中國人相處一段時間後被當地人的精神感動、迷惑。由於這樣的報導,中國披上偉大動人的形象精神,散布到世界的另一頭。到了太平洋戰爭時期(當時針對新聞出版品制訂新的限制和審查標準),這形象已完全根深蒂固,要再改變觀感極為困難。直到戰爭快結束,出版品審查制度撤銷,美國人民才漸漸開始接觸較為貼切的中國政治報導,當他們讀到內容與初期產生出的形象大不相同,不免懷疑所謂的重慶精神—不論是早期還是戰後的重慶—全是宣傳家的謊言。
不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間,戰時的重慶,全民族確實激昂、震顫著一股力量,因此匆促的旅客很容易太快形成一個錯誤認知,以為重慶城本身是強大的,力量是從城裡產生進而帶動鄉下。實情恰恰相反,中國的力量來自農村,是千百萬農民的精力和雄心壯志感染了重慶,光是重慶本身是相對缺乏力量的。這場戰爭的真正關鍵,是零星散布在大地上的鄉村,而重慶的精神力量隨著轟炸結束消逝,當危機過去,精神也一併死了。

這份共患難的精神曾復甦過一次,在重慶雜亂的山谷間迴光返照了一下。那是抗日勝利日之後,該城捲舖蓋回家的時候,人們打包行李和家用物件,千千萬萬人準備著車船,沿著六年前流亡時前來的道路打道回府。
重慶最高的山的頂上有一塊草地,能眺望嘉陵江壯觀的山谷。站在山頂上可以看見河道的迂迴曲折,以及夜間盤繞重慶諸山的螺旋型燈光。勝利後的幾天,滿月照耀著大地。如果你在月光明亮的夜晚爬上山頂,你會看到一幅悲哀卻動人的場面。山頂上到處散布著三兩成群的人,靜靜地坐著。他們一聲不響,俯視著注月光下的山坳以及銀色的河流,他們是來向戰爭,向重慶,向這個風雲際會的時期告別的。


本文摘錄自:
中國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國民政府二戰時期的災難紀實 ,大旗出版
作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賈安娜(Annalee Jacoby)
編譯者:林奕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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